邻里养殖会促进农户使用农家肥替代化肥吗

　　种养结合是循环农业最基本的实现形式，采用农家肥替代化肥对于改善农业生态环境质量具有重大意义。从农家肥可获得性的视角出发，在构建村内邻里养殖对农户施肥行为影响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基于2011-2018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采用高维固定效应模型识别了邻里平均养殖规模对农户采用农家肥替代化肥的影响，以期明晰以村庄为单元实现种养结合的可行性，并得出结论如下：村内邻里养殖能够有效促进农户采用农家肥替代化肥，多种稳健性检验均表明结论稳健。异质性分析发现，2014年后开始的划定畜禽禁养区政策在一定程度削弱了村内邻里养殖带来的农家肥替代化肥效应;邻里平均养殖规模的扩大能够有效促进纯种植户采用农家肥替代化肥，但对既种又养户无明显影响;邻里平均养殖规模的增加对于小农户采用农家肥替代化肥的促进效果更为明显。因此，在农牧关系渐行渐远的现实背景下，以村庄为单元优化种养布局，推进村内邻里互助式种养结合将会是促进农家肥替代化肥和重构农牧能量循环的重要渠道。

　　关键词

　　种养结合;农家肥;循环农业;农业面源污染;交易成本

　　论文《邻里养殖会促进农户使用农家肥替代化肥吗》发表在《中国生态农业学报(中英文)》，版权归《中国生态农业学报(中英文)》所有。本文来自网络平台，仅供参考。

　　1 引言

　　近几十年来，中国农业和畜牧业表现出从结合到分离的发展趋势。在传统农业社会，农户种植和畜禽养殖天然地融合在一起，畜禽可以为作物提供肥料和畜力，为人类提供动物蛋白和脂肪，作物秸秆又可以作为畜禽的饲料，这种种养结合模式(指种植业与畜牧业的结合，不包括“稻田养虾”和“稻田养蛙”等其他种养结合形式)是循环农业最早的实现形式。然而，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化学肥料因见效快、肥力高、费工少等优势受到广大种植户的青睐;农业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在逐渐替代畜禽在种植业中发挥的作用，种植业不再依赖畜禽养殖业提供畜力和肥料。与之同步并行的是，化肥和机械应用使更多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农民收入显著提升，对肉禽蛋奶需求快速增长。在规模偏好的政策扶持和工商资本介入下，养殖业更加规模化和集中化。种植业和养殖业在主体和空间上逐渐分离，农牧关系渐行渐远。尽管种养的专业化分工使各类农户的比较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带来了更高的经济效益，但造成了养殖粪污大量排放和种植业化肥过量施用的双重污染。重构农牧关系，采用农家肥替代部分化肥，实现种植化学品投入减量和养殖业粪污资源化利用，对于遏制农业面源污染和促进农业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已有研究对实现种养结合面临的现实困境和破解思路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尽管种养结合在促进农民增收和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其落地仍然阻力重重。首先，实现种养结合所需的市场机制、管理机制和社会化服务体系还未形成，以农家肥替代化肥生产的农产品优质优价机制尚未建立，导致农户从事种养结合的经营收益难以保障;其次，伴随着环境规制要求和养殖疫病防治要求的提升，种养结合已经成为一项资金投入大、投资回报周期长的系统性工程，且管理相对复杂，在农村信贷和保险市场亟待发育的客观背景下，小农户从事种养结合面临着巨大的资本约束和市场风险，导致其在种养结合中被不断“挤出”;再次，由于农家肥还田对劳动投入需求较高，厩肥清理和撒肥环节的机械化程度较低，在农村劳动力季节性短缺背景下，农家肥替代化肥面临着“谁来还田”的困境;此外，养殖场选址的诸多限制也增加了农家肥还田的运输成本，导致种养结合难以实现。为缓解以上因素对种养结合实现的桎梏，已有研究对通过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促进种养结合和实现农家肥还田给予了充分重视，其基本逻辑在于：第一，一定规模的种植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形成一定规模的养殖，虽其养殖规模无法与大中型养殖场相比，但能够为农家肥还田提供就地消化空间，从而降低农牧经营主体分离条件下的农家肥还田成本;第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较小农户通常拥有更为充裕的资本禀赋，这为实现种养结合提供了物质基础;第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产品市场地位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使农家肥替代化肥的农产品绿色溢价有所保障。因此，应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种养结合的重要载体，并通过相关项目投资等方式加大资金支持和技术推广，从而对种养结合形成良好激励。

　　已有文献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研究思路，但在以下方面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从实现形式看，现有研究更加关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实现种养结合中的重要作用，强调通过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主体内部的农业封闭循环，这虽具有一定现实意义，但当前规模小、数量多的小农户仍然是农业经营主体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表明，中国小农户数量占农业经营主体98%以上，小农户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70%左右。从重构思路看，为打破种养分离困境，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实现经营主体“既种又养”的内部农业能量循环。尽管这种主体内部的种养结合能够使得环境负外部性内部化，但未必是农户在利润最大化目标下的最优决策。实际上，农牧分离表现为农牧产业在个体和空间层面的双重分离，那么，能否存在一种种植和养殖主体互助式的种养结合，使农牧专业化分工和农牧能量循环得到兼顾?回答这一问题，对兼顾经济效率和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农户生产生活的基层自治单元，村庄内部有限的地理区域和农户间熟识的邻里关系为实现农牧户间的互助式种养结合提供了天然性便利。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尝试实现以下方面创新：第一，从研究视角看，将农家肥可获得性纳入分析框架，从交易成本角度解释村内邻里平均养殖规模对农户农家肥替代化肥的影响，探讨村庄层面“广义”种养结合的可行性;第二，从关注焦点看，有别于当前强调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种养结合的思路，本研究更加聚焦村内邻里互助式种养结合对小农户农家肥替代化肥行为的影响及异质性;第三，从识别策略看，采用大样本微观农户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弥补了以往研究采用小样本截面数据的缺陷，使研究结论更具普遍意义。与已有研究相比，本研究更为强调实现村庄内部种养结合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在传统农户个体种养结合无法回归和种养结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难以普及的客观背景下，发展村庄内部的邻里互助式种养结合对实现农家肥替代化肥具有重要意义，种养主体分离和空间不分离的村内邻里互助式种养结合能够实现畜禽粪污和化肥两种面源污染的同步消减。

　　2 理论分析

　　2.1 村内邻里养殖对农户采用农家肥替代化肥的影响

　　种养结合的关键是农家肥还田，从而替代部分化肥。从需求侧看，作为理性经济人，种植户从事农业生产的目标在于实现利润最大化，化肥和农家肥的施用强度是农户在权衡成本收益后做出的最优配置决策。尽管化肥和农家肥均是农业生产的投入要素，但带来的收益和成本特点存在较大差异。从收益角度看，化肥施用见效快，其投入的直接目的在于提升当期收益;农家肥作为一种长期投资，其施用不仅能够影响当期产出，也会改善耕地质量，提升长期收益。从成本角度看，除直接购买费用外，化肥与农家肥购买时面临的交易成本存在明显差别。化肥具有高商品化程度和低交易成本的特点，增产增收引致的高化肥需求促使村庄内部及周边农资产业的发展，农民在获取化肥时通常更为便捷，部分农资店为获得更高化肥销售利润，甚至会将农户购买的化肥直接送至田间地头。与化肥相比，种养分离导致农家肥获取的交易成本明显更高。第一，相对于化肥供给，销售农家肥的养殖户数量更为有限，且养殖场选址通常面临着空间限制，规模小、数量多的农户获取农家肥则面临着更高的信息搜寻成本，这导致部分具有农家肥购买需求的农户被阻隔在市场之外;第二，相对于化肥，农家肥产品标准化水平低、质量参差不齐，农户购买时存在质量甄别成本;第三，在养殖业环境规制政策影响下，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的拆除与搬迁增加了农家肥获取的运输成本。因此，交易成本直接制约着农家肥对化肥的替代。

　　由于种植业受制于耕地的不可移动性，对于种植户来说，村庄内部邻里平均养殖规模的扩大对降低农家肥交易成本具有重要影响。第一，村庄是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基本单元，村内邻里间具有明显的熟人社会关系特征，有助于降低农户获取农家肥的信息搜寻成本;第二，村内邻里间的熟人关系可以为农家肥质量提供保障，缓解了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第三，村庄内部行政区域较小，邻里平均养殖规模的扩大也可以有效降低农家肥购销时面临的运输成本。

　　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H1：邻里平均养殖规模的扩大可以有效促进农户采用农家肥替代化肥。

　　2.2 邻里养殖对农户采用农家肥替代化肥影响的异质性

　　上述分析是在假定养殖户在村庄内部分布不受约束以及种植户生产经营特征同质化的前提下进行的理论分析。但在现实中，上述假定通常很难得到满足。

　　从养殖户空间分布状态看，养殖业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可能会对养殖户空间分布施加约束。2014年开始施行的《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针对不同区域提出了禁止规模化养殖的要求：在居民饮用水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养殖区域(禁养区)禁止建设畜禽养殖场或养殖小区，对于禁养区内已经存在的养殖场则需要进行搬迁和拆除。禁养区划定使得畜禽养殖更加趋向集中化和规模化，改变了以往养殖户分散经营的空间分布格局，导致农户农家肥的获取及运输成本有所提升。此时，即使村庄户均养殖规模未发生明显变化，养殖户空间分布的集中化也会阻碍农户采用农家肥替代化肥。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H2a：畜禽禁养区划定的实施会削弱邻里平均养殖规模带来的农家肥替代化肥效应。

　　从种植户生产经营特征看，由于种植户自身养殖行为存在差别，邻里平均养殖规模的扩大对不同类型种植户采用农家肥替代化肥的影响会存在异质性：对于既种又养户，将自身养殖产生的畜禽粪污还田不仅能够有效降低环境规制下的粪污处理成本，而且避免了获取农家肥的搜寻、甄别和运输成本，因此通常会把自身养殖产生的畜禽粪便作为农家肥来源的首选，而纯种植户获得农家肥的方式则更加依赖于邻里种养。另一方面，考虑到种植户农地经营规模差异，邻里平均养殖规模对不同规模种植户产生的农家肥替代化肥效应也会存在差别。小农户多以经营自家承包耕地为主，耕地产出的部分农产品可能用于自身消费，在自有地投入农家肥积极性更高，且种植作物可能涉及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因此更具备采用农家肥替代化肥的意愿与激励;随着经营规模扩大，以粮食等大田作物为主的种植结构不仅使农户对农家肥的需求有所减弱，且与农家肥施用相关的劳动和机械等互补要素也难以得到保障，最终邻里平均养殖规模带来的农家肥替代化肥效应不断减弱。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H2b：与既种又养户相比，邻里平均养殖规模的扩大对纯种植户采用农家肥替代化肥的效果更为明显。

　　假说H2c：邻里平均养殖规模对小规模种植户采用农家肥替代化肥的促进效果更为明显。

　　3 数据来源、识别策略与变量选取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数据为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建立，1986年起正式运行，每年调查样本包括中国31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300余村2万余农户，因此对于微观农户行为研究具有较强代表性。由于农户畜禽养殖存栏量数据自2011年开始调查统计，鉴于数据和指标的可获得性，本研究样本的时间跨度为2011-2018年。由于重点关注农户在种植业生产中的化肥和农家肥施用情况，因此在实证模型中选择了从事种植业的农户进行回归分析。

　　3.2 识别策略

　　采用高维固定效应模型从微观农户层面识别邻里平均养殖规模对农户采用农家肥替代化肥行为的影响，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ln D_{it}=eta_{0}+eta_{1} × ln V_{it}+sum_{k=1} eta_{2k} × C_{it}+ ind _{i}+ year _{t}+region_{m}×year_{t}+varepsilon_{it}]

　　式中：(D_{it})为农户(i)在第(t)年的化肥或农家肥施用强度;(V_{it})为农户(i)在第(t)年的邻里平均养殖规模;(C_{it})为控制变量组向量，包含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农业生产特征和村庄特征4个类别;(eta_{0})、(eta_{1})、(eta_{2k})分别为对应的待估计参数;(ind_{i})为农户个体固定效应;(year_{t})为时间(年份)固定效应;(region_{m}×year_{t})为省份和时间(年份)的交互固定效应;(varepsilon_{it})为随机扰动项。若邻里平均养殖规模的扩大能够提升农家肥施用强度，降低化肥施用强度，则表明邻里养殖能够有效促进农户采用农家肥替代化肥。

　　3.3 变量选取

　　3.3.1 被解释变量

　　化肥施用强度和农家肥施用强度分别用单位播种面积平均化肥施用量和农家肥施用折价表示。针对种植户[即种植粮食作物或经济作物的农户，粮食作物包括小麦(Triticum aestivum)、水稻(Oryza sativa)、玉米(Zea mays)、大豆(Glycine max)和薯类作物等，经济作物包括棉花(Gossypium spp.)、油料作物、糖料作物、麻类作物、烟草(Nicotiana tabacum)、蚕桑、蔬菜和水果等]，将各类农作物的化肥施用量之和与农家肥折价之和分别除以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计算得出。

　　3.3.2 核心解释变量

　　邻里平均养殖规模用村庄内除该农户外其他样本农户的户均猪当量表示。猪当量是用于衡量畜禽粪污产出水平的度量单位，1头猪为1个猪当量。由于不同畜禽产污水平存在差异，参照国际做法，结合2018年印发的《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技术测算指南》，将除生猪之外的肉牛、肉羊、肉禽、蛋禽和奶牛养殖数量折算成猪当量，各类畜禽的猪当量折算标准为100头猪相当于15头奶牛、30头肉牛、250只羊和2500只家禽。考虑到不同畜禽养殖周期的差异，用存栏量衡量养殖周期大于1年的畜禽养殖数量，包括肉牛、蛋禽和奶牛，用出栏量衡量养殖周期在1年及以内的畜禽养殖数量，包括生猪、肉羊和肉禽。

　　3.3.3 控制变量

　　为避免遗漏变量带来的估计结果可信度不足问题，进一步控制了其他因素对化肥和农家肥施用强度的影响。控制变量包括以下4组：

　　第一组为户主特征变量，包括户主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农户施肥存在持续、稳定的习惯性经验特征，户主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往往反映其施肥认知与经验，对化肥和农家肥的施用强度具有重要影响。

　　第二组为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农技培训或教育水平、家庭经营主业、劳动力数量与配置特征。1)家中接受农业培训或教育人数：采用家中接受过农业职业教育或受过政府部门农业培训的总人数表示。良好的技术培训与教育有助于农户科学、合理施肥。2)家庭经营主业：用家庭是否以农业为主业表示，若是则为1，否则为0。以农业为主业的农户更加依赖农业经营收入保障生计，化肥和农家肥施用强度可能更高。3)家中劳动力数量：用家中年龄在15岁以上的常住人口数表示。施肥对劳动强度具有一定要求，劳动力供给水平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化肥和农家肥施用强度。4)外出务工劳动力占比：采用当年外出从业时间不低于180d的劳动力数量除以家庭人口数表示。外出务工劳动力占比高的农户更难为农家肥施用提供充足劳动力，也更倾向采用化肥替代农业生产中的劳动投入。

　　第三组为农业生产特征变量，包括农业生产投资水平、化肥价格、经营农地特征、种植结构和养殖特征。1)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反映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的投资水平，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额越高的农户，通常意味着农户经济条件较好，施肥时面临的资金约束越小，更可能过量施用化肥。2)化肥价格：化肥价格越高，农户则倾向少用化肥，采用农家肥替代。3)农地经营规模：用年末实际经营耕地面积表示。农地经营规模的适度扩大可以缓解小农户的“自我剥削”现象，降低化肥施用量，但过大的规模也会制约耗工费时的农家肥的施用。4)地块数量：用农户年末经营耕地块数表示。地块数量可以反映农户土地细碎化程度，地块数量越多，表明土地细碎化程度越高，农地经营的管理成本也越高，农户越倾向通过增加化肥施用替代劳动投入，减少费时费力的农家肥投入。5)粮食种植面积占比：与粮食作物相比，经济作物种植中的化肥和农家肥施用强度更强，因此用粮食种植面积占比控制农户种植结构对施肥强度的影响。6)水田面积占比：采用经营耕地中水田面积占农地经营规模的比值表示。与旱地相比，水田土地质量更好，表现为有机质含量更高，这为减肥不减产提供了良好的土壤条件。7)农户养殖猪当量：农户自身的畜禽养殖粪污可以为农业生产提供农家肥，进而为农家肥施用提供了便利条件。

　　第四组为村级特征变量，包括村庄经济发展条件、地势特征和地理区位特征。1)村庄是否为贫困村：用该村庄是否为建档立卡贫困村衡量，是则为1，否则为0。村庄是否为贫困村是经济发展水平的直接表征，对农户施肥行为具有直接影响。2)村庄是否地处平原：若地处平原则为1，否则为0。平坦的地势为农地规模经营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助于化肥减量，但不利于农家肥获取。3)村庄距公路干线距离：距离公路干线更近的村庄交通更为便利，有助于果蔬作物和畜禽产品的运输，对化肥和农家肥施用强度具有促进效果;距离公路干线更远的村庄通常经济发展更为落后，不利于实现规模化经营，农户化肥施用强度可能更高。

　　此外，考虑到农户个体非观测特征、地区差异以及各类化肥减量政策对农户化肥和农家肥施用强度的影响，在模型中引入了农户层面个体固定效应、时间(年份)固定效应和省份与时间(年份)的交互固定效应进行控制。

　　考虑到农业生产资料物价水平的时序变化，采用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对农家肥施用强度、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额进行平减，采用化肥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对化肥价格进行平减。在模型估计中，为避免极端值、异常值以及异方差问题的影响，对化肥施用强度、农家肥施用强度、邻里平均养殖规模、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农地经营规模、农户养殖猪当量和村庄距公路干线的距离取对数后引入模型。

　　4 结果与分析

　　4.1 基准回归结果

　　邻里平均养殖规模对农户化肥和农家肥施用强度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在不同模型设定下，邻里平均养殖规模估计结果的稳定性较高，均表现出对化肥施用强度的显著负向影响和对农家肥施用强度的显著正向影响，表明邻里平均养殖规模的扩大能够有效促进农户采用农家肥替代化肥，研究假说H1得到验证。

　　4.2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分别从以下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1)考虑内生性，采用邻里平均养殖规模一阶滞后项作为核心变量进行重新估计;2)子样本检验，剔除北京、天津和上海三个直辖市的农户样本后重新估计;3)缩尾检验，对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按各自1%和99%进行缩尾处理后再进行模型估计;4)更换被解释变量，将被解释变量更换为农家肥费用占肥料费用之和的比重进行重新估计。总体来看，多种稳健性检验均表明邻里平均养殖规模显著促进了农户采用农家肥替代化肥，研究结果较为稳健。

　　4.3 异质性分析

　　4.3.1 禁养区划定对邻里平均养殖规模农家肥替代化肥效应的影响

　　考虑到禁养区划定对养殖户空间分布的约束限制，以2014年为节点生成虚拟变量，并与邻里平均养殖规模形成交互项后放入模型进行实证估计。结果表明，禁养区划定实施后，邻里平均养殖规模对化肥施用强度的负向影响和对农家肥施用强度的正向影响均有所减弱，即禁养区划定后邻里平均养殖规模带来的农家肥替代化肥效应有所降低，假说H2a得到验证。在禁养区等环境规制政策影响下，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的拆除与搬迁增加了农家肥获取的运输成本，激化了养殖场与小农户对接难的现实矛盾。换句话说，禁养区划定下养殖场的规模化和集中化发展尽管有助于缓解畜禽粪污处理设备的不可分性，实现养殖业清洁生产，但却加剧了种养分离，并对农家肥替代化肥产生不利影响，相当于变相加剧了化肥面源污染。因此，推进农业绿色发展要将种植业化肥面源污染与养殖业畜禽粪污处理统筹考虑。

　　4.3.2 邻里平均养殖规模对不同类型种植户采用农家肥替代化肥的影响

　　邻里平均养殖规模对纯种植户和既种又养户化肥和农家肥施用强度影响的估计结果显示，邻里平均养殖规模的扩大能够促进纯种植户采用农家肥替代化肥，但对既种又养户的化肥和农家肥施用强度均无显著影响，这与理论预期一致，假说H2b得到验证。这一研究结论对于不同类型农户种养结合的实现路径具有重要启示：纯种植户在村庄内部占比接近一半，对于纯种植户的种养结合，应充分重视村庄养殖业发展水平的提升和村庄内部种养农户间的合理配置;虽然既种又养户在村庄内部占比不断降低，但其个体的种养结合仍然是实现循环农业的重要形式。因此，在未来循环农业的发展中，应从村庄层面和农户个体层面协同推进种养结合，将畜禽粪污“变废为宝”。

　　4.3.3 邻里平均养殖规模对不同规模种植户采用农家肥替代化肥的影响

　　为检验邻里平均养殖规模对不同规模种植户农家肥替代化肥的影响差异，以农地经营规模的中位数为标准，将样本划分为小规模种植户和大规模种植户两组进行分组回归。结果显示，邻里平均养殖规模的扩大对小规模种植户采用农家肥替代化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大规模种植户的影响不显著，假说H2c得到验证。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在于：一方面，小农户多以经营自家承包耕地为主，耕地产出的部分农产品可能用于自身消费，在自有地投入农家肥积极性更高，且种植作物可能涉及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因此更具备采用农家肥替代化肥的意愿与激励;另一方面，随着经营规模扩大，以粮食等大田作物为主的种植结构不仅使农户对农家肥的需求有所减弱，且与农家肥施用相关的劳动和机械等互补要素也难以得到保障，最终邻里平均养殖规模带来的农家肥替代化肥效应不断减弱。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5.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2011-2018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采用高维固定效应模型，从农家肥可获得性视角实证分析了村内邻里养殖对农户采用农家肥替代化肥的影响及异质性。研究发现：村内邻里养殖能够有效促进农户采用农家肥替代化肥，这一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2014年后开始的划定畜禽禁养区政策在一定程度削弱了村内邻里养殖带来的农家肥替代化肥效应;邻里平均养殖规模的扩大能够有效促进纯种植户采用农家肥替代化肥，但对既种又养户无明显影响;邻里平均养殖规模的增加对于小农户采用农家肥替代化肥的促进效果更为明显。

　　5.2 政策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优化村庄种养布局，促进邻里互助式种养结合。在农牧关系渐行渐远的现实背景下，以村庄为单元优化种养布局，推进村内邻里互助式种养结合将会是促进农家肥替代化肥和重构农牧能量循环的重要渠道。政府应加强对村庄种养布局的规划引导，鼓励在村庄内部合理配置养殖农户和种植农户，促进畜禽粪污就地消纳和资源化利用。同时，应建立健全村庄内部农家肥交易市场和社会化服务体系，降低农家肥交易成本，提高农户采用农家肥替代化肥的积极性。

　　第二，完善禁养区划定政策，兼顾种养结合与环境保护。禁养区划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村内邻里养殖带来的农家肥替代化肥效应，因此在制定和实施禁养区划定政策时，应充分考虑种养结合的需要，合理划定禁养区范围，避免过度限制畜禽养殖。对于禁养区内的养殖场，应给予合理的补偿和搬迁安置，鼓励其向非禁养区转移，并与周边种植户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实现畜禽粪污的异地消纳和资源化利用。

　　第三，加强对纯种植户和小农户的支持，提高其采用农家肥替代化肥的能力。纯种植户和小农户是采用农家肥替代化肥的主要受益群体，但由于其自身资源禀赋和生产经营特征的限制，在采用农家肥替代化肥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困难。政府应加强对纯种植户和小农户的技术培训和资金支持，提高其科学施肥水平和农家肥施用能力。同时，应建立健全农产品优质优价机制，提高农家肥替代化肥生产的农产品附加值，增强农户采用农家肥替代化肥的经济激励。

　　第四，推动种养结合模式创新，促进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种养结合是循环农业的重要实现形式，也是促进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政府应鼓励和支持种养结合模式创新，推广“养殖+种植”“养殖+沼气+种植”等生态循环农业模式，实现畜禽粪污的资源化利用和化肥减量增效。同时，应加强对种养结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和支持，发挥其在技术推广、市场开拓和品牌建设等方面的带动作用，促进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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